作风建设贯穿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全过程。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时期，先后在全党开展12次大规模整风。从方式上看，改革开放之前是搞“运动”，此后改为“活动”（集中教育活动）。从周期上讲，每次短则半年（如1950年整风运动），长则三年多（如延安整风运动、20世纪 80 年代整党）。从频率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是党史上整风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迄今共开展 6 次集中教育活动，大致每 6 年一次。2001 年9 月，中共十五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份专门针对作风建设制定的指导性文件。

重视作风建设是我们党的一大优良传统和重要政治优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对这一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深化认识，进一步搞好当下的作风建设，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本文着重就党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谈点一得之见，以期抛砖引玉。视角与侧重点不同，所作归纳难免见仁见智，这是需要事先说明的。

一、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人民完成和推进三件大事，与重视作风建设密不可分。在长期作风建设过程中，我们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每逢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或完成重要历史任务的关键时刻，格外重视作风建设，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

这一条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1.越是紧要之时，越发重视抓作风建设  

党史上历次整党整风的背景，均印证了这一点。譬如，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在延安养成一种新风气，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把陕甘宁边区建成全国最进步的地方，建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指出：“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他强调，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再如，以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标志，我国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所面临的发展机遇和风险挑战前所未有。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内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加强作风建设作为贯彻十八大精神的开局起步，以八项规定作为切入口和动员令，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2.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现实针对性强  

例如，为了妥善解决党内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影响，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运动以整顿“三风”为重点，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改革开放初期，针对思想、作风、组织方面的“三个严重不纯”，针对干部经商办企业、乱发奖金、倒买倒卖紧缺物资等新的不正之风，中央着手全面整党，将整党任务确定为 16 字：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去年结束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聚焦作风建设，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四风”问题，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以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3.整党整风与当前工作紧密结合，做到两不误、两促进  

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的多次整党整风中，这两者关系没有处理好，影响和干扰了经济工作。新时期以来，这种偏向得到纠正，每次活动都强调处理好这两者关系：整党整风是手段，目的是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进行一次大扫除，为推进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增加动力。1983 年 10 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整党与生产、工作的关系，保证整党与经济等工作两不误，相互促进。

（二）抓作风建设，在方式方法上既有继承，又注重创新与完善

以前抓作风建设，主要采用搞“运动”方式，常有过火之处。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在党内开展大规模集中教育的先例，独创了在全党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有失误，在审干反奸过程中掀起所谓“抢救运动”，大搞“逼供信”。结果，延安地区在十多天里清查出 1400 多个“特务”，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再如，1951 年整党与“三反”运动相伴随，在追查贪污犯即“打老虎”阶段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但运动开展得很迅猛，以致出现偏差：全国被打出的“老虎”最多时达 29.2 万多人，多半是把小贪污、公私不分、失职、浪费算成“老虎”，或因赃物折价过高定为“老虎”，有的甚至完全是错案；很多地方搞“逼供信”，致使有人因肉刑逼供而致残。1957 年整风运动的节奏被反右派斗争打乱，导致大批党外人士挨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左”的错误全面泛滥，党的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和破坏。进入新时期后，整党整风摈弃了过去政治运动中盛行的那套“左”的做法，从搞“运动”转为搞“活动”，方式方法大变：昔日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再延续，转为自上而下、分批开展集中教育活动，以正面教育、自我教育为主，着重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党员干部素质，不搞“人人过关”。这体现了民主与法治精神，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既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妥善解决党内问题、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又避免了像过去政治运动那样留下许多后遗症、引起社会震荡。

“三讲”教育在新时期党风建设中起了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这次活动按照中央规定的四个步骤，在具体运作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学习文件，查摆问题，征求意见，民主评议，自我解剖，开民主生活会，深入整改，开展“回头看”。在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上级派巡视组督导。这套做法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基本为日后开展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所沿用。

（三）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党的作风建设内涵丰富，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共七大将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其一是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密切联系群众。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其一为群众路线，这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生命线。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政治优势，而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据报道，2012 年间，西部某省一官员在与记者争执时质问说：你是记者，你是党的喉舌，你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党服务的？身为干部，居然将党性与人民性割裂开来，一时引得舆论大哗。在新形势下，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脱离群众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后，历次集中教育活动均紧扣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主旨；鉴于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集中表现在“四风”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以整治“四风”为重点。每次具体开展活动时，均强调走群众路线，开门整改，听取群众意见，让群众监督和评比；均重视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特别强调，要打通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建立联系、服务群众的长效机制。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注意防范、遏制脱离群众现象，这就把握住了党风建设的核心问题。

（四）作风建设的重点是抓干部作风

每一名党员的言行都关乎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普通党员虽然不握有权力，谈不上犯做官当老爷等毛病，但也须防止沾染不正之风、影响党的形象，所以作风建设是面向全党的。另一方面，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的主体是干部，党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学风、文风也集中体现在干部身上。脱离群众主要指干部脱离群众，“四风”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因此，干部是作风建设的重点对象，改进作风主要指改进干部作风。干部作风好，上行下效，全党就风清气正；反之则是另一种情形。

建党以来特别是成为执政党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抓干部作风。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郑重指出，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几十万县委以上的干部手里，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邓小平同志 1979年 11 月在一次干部会上针砭了干部特殊化现象。他表示，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75 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管住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一个执政党，如果管不住、治理不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后果不堪设想。”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六届中纪委三次全会剖析了干部队伍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他告诫说，干部作风不实，不仅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严重危害，而且也会给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带来严重损害。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我们国家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共产党内，我们党要出问题主要出在干部身上。”

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党每次整党整风，均以干部为重点。延安整风运动首先是在高级干部中展开，以此带动全党整风。在新时期开展的历次集中教育活动中，“三讲”教育专门在县级以上领导班子、领导干部中进行；其余几次活动面向全党，但大多明确强调以县处级以上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五）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

搞好作风建设，必须与党的其他建设统筹推进，尤其要与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其根源在于理想信念不坚定、私心杂念膨胀。我们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建设来推进作风建设。延安整风运动便是一个典型，通过开展集中教育，使众多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新党员实现思想上入党。新中国成立、我们党拥有执政资源后，是否入党关系到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发展空间，于是抱着功利目的入党的人多起来了，基于理想信念入党的人少了。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发展市场经济后，各种诱惑急遽增多，客观上又进一步加大了坚守理想信念的难度。鉴于这种情况，历次整党整风特别是新时期的集中教育活动，每次都组织理论学习，加强党内思想教育，甚至开出学习书目，包括作为立党、治党、管党总章程的党章，以及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基本著作。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以“科学理论武装”作为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防止温水煮青蛙现象。他指出，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我们党根据时势变化，一直积极推进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制定了许多正风肃纪的党内法规，收到成效。不过，相关制度仍不够健全和完善。1980 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尊卑贵贱的分别。谁也不是低人一等的奴隶或高人一等的贵族。……共产党员和干部应该把谋求特权和私利看成是极大的耻辱。”然而，尊卑贵贱之分、人身依附关系仍有所体现和存在，上下级关系有时蜕变为猫鼠关系、主仆关系。前些年有些地方流行称一把手为“老板”，薄熙来怒扇已是副部级的王立军耳光，便是例证。万庆良担任广州市长时初学游泳就在横渡珠江中夺得第二名，次年又以市委书记身份稳稳夺冠，这种“励志”故事当时就遭人讥讽。对权力监督和约束不到位不得力，潜规则、关系网、利益链也就难以有效破除。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重视建章立制并取得重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要切实改变“牛栏关猫”现象，堵塞制度漏洞，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以上五条经验，分别涉及作风建设的方式方法、核心问题、重点人群，开展集中教育活动的时机选择、以及如何处理好作风建设与当前工作的关系，与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等等，是我们党作风建设走向成熟的体现。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

二、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教训

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工作。在长期探索实践中。我们党在作风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遭遇干扰、走过弯路。有些问题是痼疾，很难迅速根治。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之所以呈现新气象新面貌，与深刻总结、认真汲取历史教训有因果关系。

（一）要“严”字当头，敢于动真格、不手软

过去整顿作风、查处腐败普遍采用大轰大嗡、大搞“群众运动”方式，有过火偏激之处。新时期摈弃了“左”的做法，但又出现偏软偏松的一面。1989 年政治风波前夕，邓小平严肃指出：“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1994 年 6 月，中央发出《关于在反腐败斗争中注重抓好经济犯罪大案要案查处工作的通知》，指出当前查处工作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斗争发展很不平衡；二是办案阻力重重，进展迟缓；三是处理偏轻，打击不力。《通知》分析说，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还未真正解决，有的对反腐败抱着“不可不反，不可真反，不可大反”的敷衍应付态度，有的混淆严重犯罪与“敢闯、敢干”的界限，对犯罪分子百般同情袒护，甚至阻扰办案。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关系盘根错节，落实从严治党遇到诸多阻力和掣肘，以致有漏网之鱼，甚至“带病”升迁。一些官员因而失去对党纪国法的敬畏之心，更热衷于拉关系、找靠山，更懂得伪装，更加迷恋权力与金钱，对党风、政风和民风造成恶劣影响。十八大至今已有逾百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所犯之事主要在十八大之前，党中央实际上是在清理历史遗留问题。在整治“四风”、“打虎拍蝇”背景下，有人慨叹“为官不易”“官不聊生”，实属不经之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现在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是不是过严了？答案是否定的。很多要求早就有了，是最基本的要求。现在的主要倾向不是严了，而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不存在严过头的问题。”他一再表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没有免罪的“丹书铁券”，也没有“铁帽子王”。这种果敢、魄力和务实态度，支撑起当前这场新时期以来力度最大的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得党心民心。这宣示了我们党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决心，体现了我们党的自我净化能力，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

（二）要按照“打铁还须自身硬”理念选任干部，杜绝“灯下黑”现象

如前所述，我们的制度仍不够完善不够成熟。譬如，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到位，搞家长制现象、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绝。有些官员劣迹斑斑、屡被举报，却能一路过关不断升迁，造成选人用人上的逆向淘汰。这类人高高在上，做人做事做官毫无底线，却以清正廉洁的公众形象示人，成为“两面人”。近年那么多高官（包括七个省会的市委书记）落马，主要是中纪委铁腕反腐、直接查处的结果，而本地本单位的纪检监察部门大多失声，有的甚至帮着捂盖子。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被实名举报后，该单位还出面“辟谣”，声称将追究举报人污蔑造谣的法律责任，堪称一幕闹剧。

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执行力亟待提高。例如，早在 1984 年12 月，中央就作出《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决定》；1986 年 2 月 4 日，又发布《关于进一步制止党政机关和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的规定》，其中首次就干部子女及配偶经商、办企业问题作了明文规定。嗣后中央又就此三令五申，但效果不大，往往收敛一时便故态复萌，乃至越发失控。周永康之子周滨、苏荣之妻于丽芳非法聚敛巨额财富，形成“家族式腐败”，便是例证。

以上两种情形构成“灯下黑”现象，严重败坏党和国家形象，严重损害党和政府公信力，影响极坏。有人借此诬称我国搞的是新官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治理“灯下黑”现象，除加强制度建设、建设法治中国外，须按照“打铁还须自身硬”理念把好选人用人关，搞好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正所谓“己身不正，焉能正人”。各级党委书记要认真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以身作则、以上率下。纪检监察干部处在反腐败斗争最前沿，不时受到潜规则、说情风滋扰，更要守纪律守规矩。2013 年 5 月中纪委发布《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便是基于整肃自身、打造一支过硬队伍的考虑。

（三）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不能一阵风、一阵子

不正之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治理腐败必须搞好作风建设。不过，以前抓作风建设存在时紧时松现象：开展集中教育活动时抓得紧，活动一结束就松下来。一些地方和部门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致问题反弹回潮，治理效果昙花一现。据媒体报道，十八大之后狠刹公款吃喝之风，北京一些高档餐饮场所的生意一落千丈。有家高档餐馆的老板给员工打气说：“共产党的整风运动，最多坚持一年，大家挺住，共渡难关。”但事实很快证明这是误判，老百姓普遍感到这次与以往大不一样。

习近平总书记在活动总结大会上分析说：“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他强调，贯穿党的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为防止作风问题反弹，必须把作风建设常态化，发扬“钉钉子”精神，做到经常抓、长期抓。

（四）要务求实效，不搞形式主义

1987 年 5 月，中央专门召开总结大会，对历时三年半的整党工作进行总结，肯定成绩，指出不足，围绕党建作出新部署。这从此成为集中教育活动的一个惯例。通过排比文献可以发现，几乎每次总结都会指出带有共性的一个问题：活动开展得不平衡，有的地方和部门甚至走了过场。

指望通过搞一次活动就解决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是不现实的，况且形势在发展、情况在变化，党性党风问题的解决不会一劳永逸。上世纪 80 年代整党时，全党约有四千万党员，有近 250 万个基层和基层以上的党组织，嗣后总数又不断增加。这样一个大党，活动开展得不平衡在所难免。问题在于“走过场”。

改进作风时紧时松是从长时段讲的，走过场则表现在活动过程中，其实质都是形式主义。每次活动自上而下分批进行，主动性、积极性总体上依次递减。不少单位和个人将活动视为上级下达的任务，被动完成规定动作，认认真真走过场。这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有明显改善，但走过场现象依然存在。中央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而下面主动性不够，投入程度不够，有点像温开水，与中央的要求、群众的期望存在差距。用习近平总书记总结时的话说，作风有所好转，“四风”问题有所收敛，但树倒根存。

开展活动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理应珍惜。每一名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是改进作风的主体。人人增强主体意识、大局意识，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从严从实改进作风，效果肯定大不一样。

三、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直面问题，不满足已取得的成效，是清醒与自信的体现。目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指出，不良作风积习甚深，树倒根在；腐败与反腐败呈胶着状态。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纪委四次全会上痛斥有党员无视规矩和廉耻。他说，在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下，仍有一些党员干部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变本加厉，仍出现“塌方式腐败”。

因此，全党同志要有紧迫感，要着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过去强调“从严治党”到如今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是对十八大以来党建新探索新实践的深刻总结，是我们党对自身建设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深化的体现。“四个全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其余三个“全面”是战略举措。我们党是执政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策划者、领导者和组织者，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要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具有举足轻重地位，是最根本最关键的战略举措。

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意义重大。“全面”“从严”分别指策略和要求。“全面”意味着统筹推进党的五大建设，治标与治本兼顾，在改进作风、治理腐败上形成合力，进而确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不敢腐靠保持严惩腐败的高压态势，形成威慑；不能腐靠完善制度，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想腐靠思想教育，从思想根源上解决问题。“从严”意味着“严”字当头，克服宽、软现象，从严从实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目前进行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不是一次活动，表明作风建设进入常态化，正是从严治党的体现。“治”是落脚点，目标是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使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原文载谭维克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论丛》（第四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引自 2016 年 1 月 19 日《人民网》）